Tēⁿ Kî Hun

民進黨政策會「正常國家論壇」工作小組整理
2007年8月1日版
壹、前言

台灣的民主發展正走到關鍵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台灣人民堅持民主，推動改革，不僅推翻盤據五十年的外來威權政體，促成政黨輪替，同時也在國際上強化台灣人民對台灣前途的發言權，使國際強權無法單獨定義台灣的主權地位。但另一方面，國民黨舊威權殖民體制的殘餘勢力全面回潮，藉操弄族群與國家認同問題發動民主內戰；同時，中國霸權崛起改變了國際與台海現狀，並有計畫地消滅台灣主權的法理與事實存在，使台灣的生存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當前台灣民主發展的歷史任務，就在於如何有效因應國民黨威權統治遺緒與中國霸權崛起威脅的內外挑戰。

自1945年日本戰敗放棄台灣主權後，國民黨政府先藉1947年「二二八事件」對台進行恐怖鎮壓，於1948年公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至1949年流亡台灣後，更發佈「戒嚴令」對台實施威權統治，使台灣陷入白色恐怖陰霾。直至六零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興起，從黨外先進衝破禁忌發表自由言論，無畏「美麗島事件」的頓挫，民主進步黨於1986 年創立後，更致力爭取民主，歷經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而1991年起，終止動員戡亂、廢除刑法100條、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總統直選，為台灣民主化開啟新的里程碑。到了2000年，更進一步和平完成政黨輪替，2004年舉辦全國性公民投票，實現了主權在民的精神。民進黨在民主發展的路上始終扮演重要推手，終使台灣從一個威權政體邁向民主國家之列。

但在同時，中國綜合國力提升之後，卻對台灣展開全面的軍事、外交、經濟和政治攻勢，企圖對台進行法理併吞和事實併吞。中國不但對台發動「三戰」，即法律戰、輿論戰和心理戰，更制訂「反分裂國家法」，使台海和平受到嚴重威脅，不僅片面改變台海現狀，更危及台灣的國家主權與安全。而影響所及，則是台灣「國際關係的不正常」，使台灣即使在民主化之後仍無法在國際上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另一方面，台灣在民主化後儘管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卻仍延續大中國的五權憲法架構，使民選政府無法正常運作，產生「憲政體制的不正常」。在意識形態上，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這是個深深烙印在台灣人民身上的日子。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有太多的傷痛，不希望再回憶起那封塵已久的歷史，但也有更多的理由必須重新省思那一段不堪回首的過往。

五十八年前的今天，在中國大陸全面潰敗的國民黨政權，對台灣地區發布了「戒嚴令」。從此以後，「大中國的意識形態」、「對蔣家政權的個人崇拜」、「黨國體制」與「白色恐怖」等四座大山、四副枷鎖，囚禁了台灣人民的身心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直到二十年前的七月十五日才得以解除。

「戒嚴」是一種臨時性的非常措施，但在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之下，「戒嚴」成為常態，更將一切的不公不義合理化、正當化。民主國家的總統變成專制獨裁的帝王、國家的軍隊變成為特定個人與政黨服務的軍隊、國家與人民的財產變成特定政黨的私產、而第四權的媒體更淪為威權體制的附庸與打手。然而，這一切從來不曾動搖過台灣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與公義的決心與意志。

二十年前，「戒嚴令」解除了，台灣重新獲得了自由，也看見遠處民主的曙光。然而，我們依然身處荊棘叢林之中，各種保守與反動的勢力伺機而動。就猶如「聖經」所描寫的，雖然離開了埃及，但仍徘徊於荒野之中；雖然不再是奴隸，但也還未抵達「迦南」應許之地。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戒嚴」，但直到一九九一年才廢止「動員戡亂」體制，「國民大會」才首度全面改選。一九九二年廢除「刑法一○○條」，接著立法院全面改選，台灣才有了真正民主的國會。一九九四年開放省長及北高兩市市長直接民選。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國家級的「二二八紀念碑」落成，李前總統正式代表政府向所有的受難者及家屬公開道歉。一九九六年舉行台灣第一次的總統直選、一九九八年完成「精省」、二○○○年首次實現了政黨輪替與政權和平移轉、二○○三年完成「公民投票法」的立法、二○○四年舉行首次全國性的「公民投票」、二○○五年廢除了「國民大會」代之以「公投入憲」、二○○六年「廢統」，廢除了「國統會」與「國統綱領」。今年的二月二十八日，「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紀念，國家級的「二二八紀念館」正式揭碑，而今天「中正紀念堂」也正式「正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

台灣的民主之路不但將屬於人民的權利完整的還給了人民，更是台灣人民自我覺醒的重要歷程。二○○○年，當本人剛就任總統時，自認為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比例只有三十六點九％，而今天這個比例已經高達六十八％。這樣的民意趨勢，絕對不是對外省籍同胞的排斥或打壓，台灣主體意識的高漲，代表對舊有的「大中國意識形態」與「黨國體制」的全面揚棄，是台灣人民繼政治「解嚴」之後，心靈與意志的「解嚴」，這與族群的撕裂或是省籍的矛盾完全無關。

「戒嚴」三十八年，「解嚴」才二十年，政黨輪替也才七年，台灣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民主國家。除了要面對「國家與族群認同的分歧」、「政黨政治的惡鬥」、「轉型正義的難題」與「憲政體制的選擇」等，所有新興民主國家所共同遭遇的困境外，台灣還必須面對來自對岸中國永不止歇的軍事威脅與外交打壓。這對二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和政府而言，都是全新的考驗與挑戰。過去的七年，我們不斷摸索學習，時刻檢討反省，就是希望在不可能之中，為台灣創造更多可能的契機。

By 徐永明 2006.10.21

最近台灣政壇上發生兩件事，很顯著地印證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困境與生機。

<文前引言>

[西雅圖酋長(Chief Seattle)/演說  泰德佩瑞(Ted Perry)/撰寫  孟祥森/譯]

1941年－－1月9日出生於紐約州。

一八八五年劉銘傳被派為第一任台灣巡撫後，聘請日本技師七里三郎在台北城內鑽自流井，以供官員使用，因為自流井的地下水受壓自行湧出，當時就稱為「自來水」。

一八九八年三月，後藤新平出任總督府民政長官，台北的自來水建置在「市區改正」下重現生機，初期以十二萬人為標準，引新店溪為水源，於一九○九年四月開始供水，當時的水源地就是今天的自來水園區。但在此之前，淡水、基隆的自來水已次第於一八九九年、一九○二年完工啟用。因自來水是用水道來輸送，日文即以「水道」來稱呼自來水，今天的台語，也還稱自來水為「水道水」。

社會不如意的現象歸責於道德，和歸咎於文化一樣：崇高到常人難以企及，又簡單到你怎麼說都對。只是道德論、文化論者專注「解釋」而不提供「方法」，以致永遠無法達到論者所楬櫫的目標，而這就是形上學的缺失。

根據《聯邦論》的闡述，我們知道民主政治從來不要求「道德」；相反的，先賢們反而承認「人性」：深知人性有陰暗面，也深知人性無法消滅，所以設計了「方法」限制其陰暗。從而，有了我們所熟知的任期制、罷免權、制衡與監督等機制。畢竟，「左派的良心」不能不搭配「右派的老成」，「內聖外王」的理想畢竟是中華秩序的幻覺。俗諺有云「道德是統治者（控制社會）的工具」，在綠營尚稱不上統治者的今天，反過來還被社會要求超高道德標準，道德論者的邏輯真不知從何說起。

陳總統的確做得不好，但他現在下台與兩年後下台到底有何區別？台灣會不會更好？為什麼會更好？這樣會不會鼓勵媒體悉心呵護的偽君子出任最重要的職位？一切疑問的關鍵在「然後呢？」

陳總統的問題不在媒體所謂的「弊案」。只要司法體系公正、健全，根本不必在意政治人物是否毫無瑕疵。歷史評價邱吉爾、羅斯福的標準並非其是否為純白玉兔，而在他們是否擁有狐狸與獅子般的辦事能力。